演讲

美国大选后的两篇演讲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国际新闻报道不能回避的一个就是关于美国这个目前世界一地强国的总统竞选的消息,昨天终于尘埃落定了。下面就看看两位竞选者在败选或胜选后做的演讲吧。 《麦凯恩的败选演讲全文》 谢谢你,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这个美丽的亚利桑那州的夜晚来到这里。 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结束了一段长途旅程。美国人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清晰地作出了他们的选择。 不久之前,我非常荣幸地打电话给奥巴马参议员,向他祝贺胜利。祝贺他当选为这个我们都热爱的国家的新一任总统。 在这场持久而且艰难的竞选活动中,他的成功赢得了我对他能力和毅力的尊敬。但是更让我赞赏的是,他激起了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的希望。他们原本错误地以为他们自己在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我承认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重要性,今晚的荣耀必定属于他们。 我一直相信,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奥巴马参议员也相信这一点。但我们都承认,尽管我们已经远离了以前的不公正,但他们的记忆仍能感受到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不公正曾玷污了这个国家的名誉,剥夺了一些美国人应该作为美国公民应该享有的祝福。 一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布克-T-华盛顿在白宫共同进餐,这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但今天的美国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的残忍以及可怕的顽固。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奥巴马参议员实现了他个人的伟大目标,同时也实现了这个国家的目标。我为他鼓掌喝彩,同时也对他敬爱的外祖母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而表示真挚的同情。但我们的信念告诉我们,她一定是在上帝那里安息,一定会对她抚养长大的这位好人而感到自豪。 奥巴马参议员与我曾就许多分歧进行过争论,但他最终获胜了。毫无疑问许多分歧仍然继续存在。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困难之中,但我今夜向他承诺,我将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他领导我们共同迎接目前面临的许多挑战。 我希望所有支持我的美国人,不仅仅是要和我一起来祝贺他,同时还要向我们的新任总统表达我们良好的心愿以及我们真诚的努力。以便大家一起就分歧达成必要的妥协,重新恢复我们的繁荣,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捍卫我们的安全,给我们的子孙们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更好地生活。 无论我们存在何种分歧,我们都是美国人。今夜大家感到失望非常正常。但明天,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情绪,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行。我们努力了,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尽管没有达成目标,但这一失败是我的,而不是你们的。对于有幸获得你们的支持,以及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表示最深挚的感谢。我的朋友们,我也希望结果不是这样的。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艰辛,但你们的支持与友爱从来没有动摇,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 我还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辛迪、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母亲以及我的家人,同时还要感谢那些在这场跌宕起伏中始终站在我一边的老朋友们。我一直都是一个幸运的人,但迄今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像你们的爱以及鼓励那样让我感到更幸运。大家都知道,竞选对于候选人的家人来说往往显得更为艰难,在这次的竞选过程中同样如此。我所能补偿的,就是我今后的爱、感恩的心以及宁静的承诺。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佩林州长,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搭档之一。我还要感谢她的丈夫托迪以及他们5个美丽的孩子,他们为我们的事业作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在这次的竞选中他们表现出了勇气和优雅的风度。我们所有人都期待她未来更好地为阿拉斯加州服务,为共和党以及我们的国家服务。 对于我们竞选团队的伙伴们,从迪克-戴维斯、斯蒂汶-斯米德特、马克-萨尔特,到在这场选举中所有努力工作的志愿者,我要说谢谢你们。和你们的信任以及友情相比,这场失败了的选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多做些什么才能赢得这场选举。每一位候选人都会犯下错误,我可以肯定我也会犯错误,但我未来绝对不会对此感到有一丝的遗憾。 这场选举过去和将来都会是我生命中的巨大荣幸,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种经历的感谢。美国人民在选择奥巴马参议员以及我的老朋友拜登参议员来领导美国的下一个四年之前,给了我一个倾听的公平机会。 今天,我是我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的一位候选人;今夜,我将仍然是她的一位仆人。这是对所有人的祝福,我想信亚利桑那州的人民会同意这一点。今夜,在我的心中,我比以往任何一个夜晚都更加深爱这个国家,深爱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无论他们是投票支持了我,还是他们支持了奥巴马参议员。 我向我以前的对手、未来的总统表示成功的祝福。我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就像我以前在竞选中说的那样,不要对我们目前的困难感到绝望,而要相信,一直相信美国的前景和伟大,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 美国人绝不放弃,我们绝不投降!我们绝不逃避历史,我们创造历史! 谢谢。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奥巴马获胜演讲全文》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设在学校和教堂的投票站前排起的前所未见的长队给出的答案;是等了三四个小时的选民所给出的答案,其中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因为他们认定这一次肯定会不一样,认为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次大选有别于以往之所在。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蓝州”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长久以来,很多人一再受到告诫,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讽刺、担忧和怀疑之能事,但这个答案让这些人伸出手来把握历史,再次让它朝向美好明天的希望延伸。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今晚,由于我们在今天、在这场大选中、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美国已经迎来了变革。 我刚刚接到了麦凯恩参议员极具风度的致电。他在这场大选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而他为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奋斗的时间更长、过程更艰辛。他为美国做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因这位勇敢无私的领袖所做出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我向他和佩林州长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也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复兴这个国家的希望而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我在这次旅程中的伙伴--已当选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全心参与竞选活动,为普通民众代言,他们是他在斯克兰顿从小到大的伙伴,也是在他回特拉华的火车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萨莎(Sasha)和玛丽亚(Malia),我太爱你们两个了,你们已经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将与我们一起入驻白宫。虽然我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与我的亲人肯定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我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今晚,我想念他们,我知道自己欠他们的无可计量。 我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首席策略师大卫·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是你们成就了今天,我永远感激你们为实现今天的成就所做出的牺牲。 但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胜利真正的归属--它属于你们。 我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而是始于得梅因、康科德、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中。 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辛勤工作的人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一笔又一笔5美元、10美元、20美元。而竞选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则是源自那些年轻人,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同时也源自那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进行竞选宣传;更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他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你们的胜利。 我知道你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赢得大选,我也知道你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明白摆在面前的任务有多艰巨。因为即便我们今晚欢呼庆祝,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今晚站在此地,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沙漠里和阿富汗的群山中还有勇敢的美国子弟兵醒来,甘冒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会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担心如何偿还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送孩子上大学。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学校,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艰辛。我们可能无法在一年甚至一届任期之内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会实现。我向你们承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目标。 我们会遭遇挫折和不成功的开端。对于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每项决定和政策,会有许多人持有异议,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会向你们坦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会聆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之时。最重要的是,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 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实现改变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方式行事,我们所寻求的改变不可能出现。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改变。 因此,让我们发扬新的爱国精神,树立新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让我们每个人下定决心全情投入、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彼此关爱。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 让我们抵制重走老路的诱惑,避免重新回到长期荼毒美国政治的党派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遗憾和不成熟表现。让我们牢记,正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男子首次将共和党的大旗扛到了白宫。共和党是建立在自强自立、个人自由以及全民团结的价值观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虽然民主党今天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的决心赢得这场胜利的。林肯在向远比我们眼下分歧更大的国家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褪去,但是这不会割断我们感情上的联系。对于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的美国人,我想说,或许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将是你们的总统。 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从国会到皇宫,以及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挤在收音机旁的人们,我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新的美国领袖诞生了。那些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将击败你们。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精华--美国能够改变。我们的联邦会日臻完善。我们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将来能够取得的以及必须取得的成就增添了希望。 这次大选创造了多项“第一”,也诞生了很多将世代流传的故事。但是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 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波尔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看到蒙哥马利通了公共汽车、伯明翰接上了水管、塞尔马建了桥,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我们已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现在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 是的,我们能做到。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电视剧《走向共和》结尾孙中山先生演讲词【转】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哈哈呵……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哪,噗,破灭啦。我想请问你,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要说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的奇怪是吗?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诶诶诶,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熟悉,叫间接民权。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有个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得是什么人呢,都是他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他说的对,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为了友谊与合作——温总理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

为了友谊与合作——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2007年4月12日 日本东京) 尊敬的河野洋平议长阁下,尊敬的扇千景议长阁下,各位国会议员先生: 今天,我有机会到贵国国会演讲,同众参两院议员见面,感到很高兴。我向在座各位,向广大日本国民,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向长期以来为中日友好做出宝贵贡献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这是我第二次到贵国访问。上一次是在15年前,也是在樱花盛开的四月。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我访问贵国,是想了解日本的最新发展情况,更想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尽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如果说安倍晋三首相去年10月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破冰之旅,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能成为一次融冰之旅。为友谊与合作而来,是我此次访日的目的,也是今天演讲的主题。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继承和发扬中日友好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在绵延2000多年的交往中,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进步。 自秦汉以来,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从中国传到日本,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也为日本所吸纳与借鉴。日本先后十多次派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并担任唐朝的重要官吏,与王维、李白等著名诗人结为好友。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五次渡海失败,以至双目失明,但仍矢志不渝。他第六次东渡成功时已66岁高龄。鉴真和尚把他认为能济世渡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前后花了12年。他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去年12月,河野洋平议长在中国文化节开幕式上说过:日本文化传统中散发着中国文化的浓郁馨香,表明日中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因缘。我想说,中国文化传到日本,贵国的先人在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我还想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中日两国友好交往,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传统和文明财富,值得倍加珍惜,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总结和记取不幸岁月的历史教训。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人民长达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曾被近代50多年的那一段惨痛、不幸的历史所阻断。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和创痛,对此上了年纪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沉思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日和平友好,关乎两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正面经验或是反面教训,都是宝贵财富。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会来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这是一个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对自己光明前途充满自信的表现。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荣臻元帅在战场上救助日本孤儿美穗子,亲自精心照料,并想方设法把她送回到亲人身边。1980年,美穗子携家人专程去中国看望聂帅。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战后,有2808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收留了他们,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抚育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至今已有2513名日本遗孤返日定居。他们当中许多人回国后,自发成立了诸如“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并在中国捐建了养父母公墓和“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其中一个碑文这样写道:“我们对中国养父母的人道精神和慈爱之心深深地感激,此恩永世不忘……”。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了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当年从葫芦岛回国的一位日本女士,深情回顾了她的亲身感受。她说:“无论是200多个日本孩子在石头村寒冷的夜晚得到的救助,还是在遣返途中的沿路救济,无论是东宁老乡救命的干粮,还是葫芦岛酸甜美味的柑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善良、宽容的中国人让我们落魄的惊魂得以抚慰,也让我们最终登上了回家的轮船。”去年6月,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纪念活动时说:“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我们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 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作为贵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正确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2006年,双边贸易额由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73亿美元,两国友好城市多达233对,人员往来超过480万人次。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目标,就是顺应潮流和民心,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增进互信,履行承诺。中国古代先贤说:“与国人交,止于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日本人也常说,“无信不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应以诚信为本。《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是中日关系的基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双方都严格遵循这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向前发展。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台湾问题,因为它事关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容忍“台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推行“台湾法理独立”和其它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希望日方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承诺,慎重处理这一问题。 第二,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应该承认,中日两国在一些具体利益上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是,这些同我们的共同利益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以长远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诚意有信心,进行对话协商,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总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对于东海问题,两国应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推进磋商进程,在和平解决分歧上迈出实质步伐,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第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前景广阔。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近期双方应在能源、环保、金融、高新科技、信息通讯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加强合作。 第四,着眼未来,加强交流。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是连接国家之间的两条重要纽带。如果说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那么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沟通心灵。两国领导人已一致同意,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日友好的未来和希望。中方愿与日方一起,组织实施好两国青少年大规模交流计划,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播下希望的种子。 第五,密切磋商,应对挑战。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中日关系的状况,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致力于亚洲的振兴。我们也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包括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疾病防控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中方理解日本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愿意就包括联合国改革在内的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同日方加强对话与沟通。 各位议员先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9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两大任务,必须推进两大改革,一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发展中存在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找到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中国发展了,会对周边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历来有尚德不尚武、讲信修睦的优良传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 各位议员先生: 在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有一座石灯笼,是1980年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亲自送来、亲自点燃的。这盏灯与日本唐招提寺的另一盏是一对。这对灯火至今仍在燃烧,长明不灭,遥相辉映,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光明前景。贵国有句谚语:“尽管风在呼啸,山却不会移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开辟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要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为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姚国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百年来中国人的脑震荡【转】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资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